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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斥方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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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陆军学院毕业 转业军人 现人民法院工作 中共党员、世界华语作家联谊会会员、中国原创文学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副主席,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故里才子之乡临川人,自幼喜欢书法绘画文学艺术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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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创)揭密红军的湘鄂西苏区肃反(3)  

2017-04-29 02:29:24|  分类: 中国三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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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洪湖苏区之迷二《(原创)揭密红军的湘鄂西苏区肃反(3)》
 至此,表面上“万夏之争”算是有了一个了结,其实不然。夏曦集湘鄂西党务军权于一身,不顾洪湖苏区刚从敌人第三次“围剿”和水灾困境中苏醒过来的实情,主张红三军主力向襄北和京汉路方向发展,与豫鄂边区打成一片,包围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万涛身处逆境,却再次不计个人得失与夏曦针锋相对,主张红三军主力南下,巩固苏区,收复江南苏区。

11月20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鉴于红二军团远征后苏区遭受敌人摧残的痛苦经历,针对夏曦在评价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问题上的错误,一致赞同万涛的政治报告,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送《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夏曦同志在红军中一般干部均不满,当然,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

由红九师行动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万涛、段德昌与夏曦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各不相让。万、段是多数派、实力派,夏虽是少数派,却是掌权派,争论结果难分上下。中央分局和省委只得于11月20日派中央分局及省委委员宋盘铭赴中央汇报,希望有一个明确的中央意见以平息争论。宋于12月中旬带着中央指示回到苏区。中央指示批评了夏曦在处理九师等问题上的一些具体错误,也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但总的方面却极力支持夏曦,认为夏曦执行的是正确的国际路线。

万涛、段德昌仍不屈服于中央结论,要求再派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尉士筠赴中央客观反映长达3个月争论的问题。12月中旬,尉士筠出发。夏曦由于一系列错误失去人心,不得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让步,承认了一些错误。

1932年1月22日,在监利县周老嘴召开的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万夏之争”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当天下午,夏曦作了长达6小时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在两天的讨论中,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尤其是红九师北上出击、江南失守以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据贺龙回忆,到会的127名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七十多人向夏曦提出一系列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赶出苏区、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新口时遣散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等等,夏曦处境孤立,坐在台上面如土色。

面对多数代表的批评,夏曦夫妇搬出书本侃侃而谈什么是马列主义,同是留苏归来的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和省委宣传部干部庄东晓夫妇与之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月25日,尉士筠陪同新的中央代表参加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尉士筠因受王明中央施压转变立场,先作了一个“影响很坏”的讲话,明确表示反对万涛。接着,中央代表作了很有份量的讲话,把以万涛、段德昌、潘家辰为首的广大干部对夏曦的批评,一概定性为“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

突如其来的变故,多数人懵了,潘家辰当场晕倒。在高压之下,会风陡然急转直下,大多数同志慑于中央结论沉默不语,少数人转向反对和批判万涛和潘家辰、庄东晓夫妇。

大会被迫接受了夏曦的政治报告和结论,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真正国际路线转变”,指责万涛、潘家辰“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

1月27日,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肯定了1931年夏曦提出的“和湘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方针。《政治决议案》还以“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与反中央分局的斗争”的专题,用长达600余字的篇幅批判万涛,原文如下:

当时过分估计襄北敌情而主张军事冒险的行动(如紧急会议的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决定),继而把向外发展看成为逃跑右倾,不去提议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加强灾民工作,以力求苏维埃运动之发展,这完全是把巩固苏区看成为庸俗的保守主义。而且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反对中夏路线,而反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斗争,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如潘家辰),用种种谰言去动摇党和红军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谈巷议,间接地可以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和对中央分局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件事。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辰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上的表示是很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这些错误是重复了立三路线、中夏路线的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小组织活动的斗争,是帮助阶级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政治决议案》还以“省委扩大会和省委的错误”为专题,指责省委的错误是“没有能够同万涛同志的反党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反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而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万涛“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给予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之错误”,“客观上帮助万涛和他的主张的影响”。

至此,湘鄂西苏区史上著名的“万夏之争”,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夏曦倚仗王明中央的支持垄断了一切话语权,对万涛、潘家辰等大批反对过他的同志耿耿于怀,动辄用“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党内批评,打击迫害同志,强行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正如贺龙解放后所言:红三军回洪湖后的一系列党内争论,不但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万夏之争”反而成了后来湘鄂西苏区肃反杀人的根子。

“万夏之争”的结局

在空前的高压之下,由于湘鄂西苏区干部对万涛的普遍认同,在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万涛仍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然而,夏曦却百般刁难。在工作上,夏曦借口军事工作重要,不让万涛到省委宣传部履职,而放到省军分会闲赋。新的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万涛、段德昌5人组成,关、贺、段带兵在外,万涛留守机关无一兵一卒。更有甚者,为了限制万涛的影响,夏曦于1932年5月12日给中央写信,要求“以后万涛勿要派出去”。

在思想上,夏曦除了在给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处处诋毁万涛,还亲自撰文批判。尤其是1932年3月8日《红旗》附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中共湘鄂西省委扩大会的错误》一文,全面、系统地将万涛的所谓错误向社会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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