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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斥方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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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陆军学院毕业 转业军人 现人民法院工作 中共党员、世界华语作家联谊会会员、中国原创文学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副主席,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故里才子之乡临川人,自幼喜欢书法绘画文学艺术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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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创)揭密红军的湘鄂西苏区肃反(5)  

2017-04-29 02:32:28|  分类: 中国三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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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洪湖苏区之迷二《(原创)揭密红军的湘鄂西苏区肃反(5)》
陈培荫:红九师政委。1933年9月第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身份被杀害于湖北鹤峰朱家山。

宋盘铭:同为万涛辩污奔告中央的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先是“万夏之争”中得罪夏曦,后因第四次肃反期间坚决反对夏曦解散红三军的党团组织,于1933年12月29日被夏曦以“改组派军委主席”的罪名杀害于黔江北门。当时,仅贺龙一票反对,而且红军中谁也不知道那就是前红三军政委万涛的家乡。

凡在“万夏之争”中反对或对夏曦不满的人,几乎没人逃脱厄运。

至于夏曦,洪湖根据地失败后,仍以中央分局书记身份一直跟随红三军“无目的流浪”,1934年1月,已改编为红二军团的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后被降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28日,在贵州毕节因改编土匪席大明部队失败,逃路时渡河被淹死。

反思与景仰

党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到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这应是在当时条件下对苏区错误肃反的结论。而在错误政策、宗派主义的结论之外,贺龙曾一针见血评价道,“夏曦这个人品质不好。”笔者极其赞同这个评价。纵观湘鄂西苏区史乃至中国当代史,足以证明如果人品卑劣但又位高权重,势必会酿成滔天大祸这一规律。为此不妨略举几例予以佐证。

窃取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职务。夏于1931年3月被派往洪湖时,中央安排他为湘鄂西省委书记,中央分局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担任。限于当时通讯条件,洪湖方面根本不知道这种安排。而夏曦对徐锡根诡称敌人封锁紧,待交通方便时另行通知,然后一个人悄悄赶赴洪湖,匆匆成立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同时他又电告中央不知道徐锡根下落,出于急于健全组织只得如此。待徐锡根6月到达洪湖,见洪湖上下已普遍承认夏的中央分局书记职务,只得向中央申诉。而此时的王明中央十分宠信夏曦,于是改变主意不再让徐任中央分局书记,对徐的申诉置之不理。之后,徐只得委屈地返回上海,后被敌人逮捕叛变革命。

1931年10月8日以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对红三军发出训令。前文已述,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由夏、贺、万三人组成,训令发出时,贺、万在前方,不可能有分身术在后方签署命令,更不可能签署反对自己的命令。为了让这训令在形式上合法,夏曦许愿唐赤英任红三军参谋长,然后代贺龙签名;承诺彭之玉任红三军前委书记,代万涛签名。肃反开始后,夏卸磨杀驴,第一次肃反时即以“湘鄂西苏维埃内改组派书记”的罪名杀害彭之玉,第二次肃反时又庚即杀害时任省军分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的唐赤英。

杀人如麻而且荒谬。关于湘鄂西苏区肃反被杀害的人数,夏曦给中央所有涉及肃反的报告,提及的均是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的首领,大大缩小了数字。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涉及的情况统计,四次肃反前后逮捕近两千余人,处死200余人。第一次肃反逮捕千余人,处死100余人;第二次逮捕241人,处死14人;第三次逮捕236人,处死56人;第四次逮捕172人,处死41人。这与贺龙解放后回忆的仅第一次肃反就杀了1万多人严重不符。事实上,1985至1987年,中央组织部清理落实肃反的错杀人员时,仅洪湖所在的荆州地区有名有姓被错杀的人员就有2850人。

 至于杀人的理由,更荒谬得难以理喻。据1932年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所作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和洪湖相关史料记载,各种改组派的附属组织名称竟然可以信手拈来,从而构成死罪。比如几个人一起散步叫“并肩会”,一起喝茶叫“好吃会”,一起吃东西的叫“麻花会”,还有什么“荷花会”、“野猫会”、“砖瓦会”、“王八会”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年过七旬的洪湖史专家刘汉勋是洪湖珂里湾人,他给笔者讲述过一个故事:珂里区儿童团长刘阳春,喜欢用瓦片掷往水中打水漂,却因此被列为“砖瓦会”头头被处死……可以说,当时的夏曦,杀人已经到了严重病态的程度。

末了,不得不提及万涛:正如性格决定命运的箴言,以他的才干、刚烈和气节,与夏曦的人格冲突自是必然,进而被构陷、杀害更是必然。“万夏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应是真伪之争、人格之争。万涛用他的壮烈捍卫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尊严,然而他的刚烈却为此付出了最悲壮的代价。仅以他1931年10月18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为例,针对夏曦指责他不尊重中央分局领导,他回敬道,“我因行军多忙,未用什么'呈为'什么'理合'等官僚格式,不恭之处,我是承认的。”此种揶揄,能为小肚鸡肠的夏曦容忍吗?

至于万涛的家庭,自他1923年以万诗楷之名离家到1932年牺牲,其父母和妻子一直不知道他的音信。1957年12月,国务院为坐落于洪湖的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下达碑文,称万涛为英勇烈士,但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籍贯。直到1983年党史调查,他夫人冉启秀拿出珍藏60年的照片,经湘鄂西老同志辨认和1984年中央组织部确定,才终于将万诗楷与万涛划上等号。此时,他父母早已去世,冉启秀孤苦一人用60年的守望谱写了一个凄美的故事。

对万涛的一生,《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权威典籍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定论。而其作为一个“人”,万涛生前要好的朋友之一、曾在洪湖时代担任潜江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务院内务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的钱瑛,在1964年重返洪湖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悼念他:

三十二年岁月长,

回首往事暗神伤。

英雄战史千秋在,

烈士英名万古扬。

笔者前几年也曾为万涛故居撰联写照:

巴蜀铸利剑,湘鄂酬斗志,铁骨铮铮擎大纛

洪湖挽狂澜,青龙陨忠魂,民心拳拳仰丰碑

此联或许不合音韵平仄,但融入了笔者无限的敬意。对那段久远且被有意无意曲解和淡化的历史,我们应该、也必须认真思索,而且在思索中学会景仰和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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