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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陆军学院毕业 转业军人 现人民法院工作 中共党员、世界华语作家联谊会会员、中国原创文学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副主席,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故里才子之乡临川人,自幼喜欢书法绘画文学艺术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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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北宋灭亡了而西夏在金国铁蹄下留存两百年?  

2017-07-30 02:08:45|  分类: 中国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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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什么被北宋击败的西夏,在金国的铁蹄下继续留存了两百年,而比西夏强大的北宋却迅速灭亡了?正确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西夏可以灵活调整自己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地位,它迅速被金国击败后,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满足于充当藩属国的地位;金国也愿意相信西夏可以做一个老实的藩属。但是,随时以匡复汉唐旧疆为己任的北宋就无法有同样的际遇了。

为什么北宋灭亡了而西夏在金国铁蹄下留存两百年? - 挥斥方遒 - 挥斥方遒的博客

探讨整个北宋灭亡的过程,在遇到强敌的情况下北宋削减军力、抢夺云州和容留北人的选择确实谈不上明智,但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那些选择又都能找到自洽的理由。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探索北宋失败,重要的可能还不单单是军事理由,背后那些传统性、制度下的要素其实框定了王朝所能作选择的范畴。

我个人因此总结了几个战略教训:

第一,强大的、不容探讨的战略法则对战略会造成损害。光复燕云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我们知道汉唐代表中国古典文明的最高峰,一切以恢复汉唐旧疆为代表的战略目标都意味着要恢复地区性的帝国霸权。事实上,北宋在国力强盛时代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但北宋的帝王们却无法公开承认本朝的实力衰弱于前朝的事实。开宝九年,“群臣再奉表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上曰:‘燕、晋未复,遐可谓一统太平乎?’”雍熙三年宋太宗则以颁布诏书形式强调“幽蓟之地,本被皇风,向以晋汉多虞。”神宗变法,更以恢复汉唐为直接目标。

由于无法质疑恢复汉唐旧疆的标准,所以宋朝在二等军事强国的实际情况下,被迫拥有了一等强国的战略标准,这个战略标准不准任何人探讨。以今天的眼光分析,宋朝的问题不是实力不足,而是战略从一开始就与国力不相匹配。只要这些法则和标准不被允许调整,战略实现的过程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甚至随时面临无法承受的风险。

有一个疑问对我们探讨北宋末年地区国际关系非常有价值:为什么被北宋击败的西夏,在金国的铁蹄下继续留存了两百年,而比西夏强大的北宋却迅速灭亡了?正确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西夏可以灵活调整自己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地位,它迅速被金国击败后,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满足于充当藩属国的地位;金国也愿意相信西夏可以做一个老实的藩属。但是,随时以匡复汉唐旧疆为己任的北宋就无法有同样的际遇了。北宋一直坚持的华夷说、中国论使它永远处于霸权者或霸权挑战者的僵硬地位,直到灭亡。所以对金人来讲,西夏和北宋对它的战略威胁不一样:一个是公开的竞争者,一个是明显的追随者。一个总是力图反抗,一个可以随遇而安。

为什么北宋灭亡了而西夏在金国铁蹄下留存两百年? - 挥斥方遒 - 挥斥方遒的博客

榆林悬空寺(石窟),石窟原系西夏梦兀城前哨关隘,当年西夏和北宋均曾在此屯兵设防

第二,战略的继承性会加剧战略决策者困境。北宋的统治,尤其是宋徽宗的统治,继承了父亲神宗和兄长哲宗变法传统。徽宗作为神宗的孝子、太祖太宗皇权的继承人,所宣扬的是上承父志的“邵述政治”。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下他是没有太多选择的。从史料上一再强调徽宗首鼠两端看,徽宗对战争前景是一直缺乏足够信心的。这个不想打仗的享乐皇帝,明知国力树大中空,但他没有办法修正将近70年的变法结果,执政过程中也找不到调整神宗志向的的政治正当性,战略继承性给战略因此给决策者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徽宗及其宰辅们空间有限,又无权调整方向,最后走到山穷水尽也就不难解释了。

第三,当重大突发事件、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国家到底是在战略上做出巨大激烈的调整,顺应时势,还是延续原来传统,做出微调?前者在理论上最合理,但后者在政治实践中最常见。一场危机,在其预演的时候往往还有修正的余地,但这个时候政治体系却因为保守的本能拒绝大的调整。人们害怕投入巨大的资源,害怕变革后不可控的重组,于是谨小慎微,以延续传统为名躲避变革风险;到了山穷水尽、人心思变的时候,变革所需的空间、运气和资源却已消耗殆尽。改革时机与可能性的矛盾,造就了历史多少悲剧。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缝缝补补式的微调不能代替战略信条的修正。战略根本信条的调整牵涉太过,很少有政治家愿意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于是很多人转而相信,当战略性目标和信条不能实现,只要战略设计中包含弹性,国家就可以通过具体政策的调整,使情况糊弄下去。在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干脆不再制定清楚明晰、目标详尽的大战略,以避免日后可能的追责。在宣和北伐中,异论相搅的治术和战争效率的矛盾,将从中御的传统和临机决断的实际需要,一系列矛盾的原则本该在残酷的战争到来前就做出取舍。但统治者为了避免自己租出判断的痛苦和风险,干脆用缝缝补补式的小调整和模糊含混的表态逼迫文臣武将们自行判断和承担责任。

放弃承担战略责任的胆怯心理,让战略在重大的场合缺席,决策者们要么迷信于具体政策的调整,将其视为对僵化战略教条的补充,要么干脆把政策等同于战略,把明显的短视给正当化。最后,国家出现了无人探讨战略教条本身如何修正的局面,直至危机到来或历史性机遇错过。

当战略性的缺陷无从解决甚至无从讨论时,具体政策执行者所能作的只有欺骗。从统治者到执行者,他们都知道旧的战略目标或准则绝不可行,但谁也不敢言变,于是决策体系必须在欺骗对手和闭上眼睛欺骗自己之间做选择。北宋君臣用尽各种手腕要把云州拿回来的举动就具有这种荒谬感,指望敌人好骗以实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敌人不受骗时则欺骗自己还有机会,于是换一种姿态继续挑衅强敌。类似的情况在不同时代反复出现——北宋、南宋末年、明朝末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妄想依靠策略调整和计谋来渡过困境的例子。这都当然不是求不到问题的解决。毕竟,如果政策不能调整战略,政策就需要被迫扭曲自己适应战略,这种扭曲在历史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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